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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不起诉决定书”背后的故事

作者:     2016-12-27

一份“不起诉决定书”背后的故事
李钟年

[案情简介]
2004年春节寒假过后,16岁的阮某转校至临海市某中学初二(1)班就读。2月16日中午,阮某与同班同学王某去教室,途径初三教学楼时,初三学生金某等人向其敲逼香烟抽,阮说没有,即走向教室。金某等人认为有失面子,决定报复,为此纠集多名同学随后赶往阮某的初二教学楼,并叫阮下楼,阮不肯,并拿出一把水果刀藏在背后。金某等人见状,冲上前欲夺刀未成,又拿教室坐凳掼阮背部,其它人用拳脚踢打阮,阮用随带水果刀乱舞,刺中在旁观看的初一学生高某,致右肾破裂摘除。经临海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为重伤。2004年2月17日,阮某被公安局刑拘,4月1日以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公安局移送审查起诉。

[本案焦点]
十六岁的在校生阮某作为未成年人犯罪,此案涉嫌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应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到底该不该定罪?

新学期校园血案

2004年2月20日,刚过春节的人们仍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我们律师所的大部分律师也正享受着“淡季”的悠闲。要知道,律师的职业是奔波忙碌的一生,是责任在肩的一生,如此悠闲享受节日的快乐,确让人有点乐不思蜀,难得养精蓄锐嘛!然而,对于阮某的父母来说,却是一个黑色的日子——刚转新校报名读书的宝贝儿子被公安局抓去刑拘了,原因是拿刀捅人,发生血案了。这尤如晴天霹雳,使阮氏夫妻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事实总归事实,没办法总得想办法吧!谁叫你是生他养他的父母?还有自古“心肝上挂下”的古训,唉,可怜天下父母心!

一包香烟惹的祸
“咚咚咚”一阵敲门声,打破了我春节后的清闲。2004年2月20日,经人介绍的阮氏夫妇找到了我的办公室,委托我为其儿子担任辩护人。经过他俩的简单哭诉,我初步理出了案情的头绪,认为此案不简单,需要一定的努力,而且富有挑战性,于是毅然接受了此案。案情的主要原因是:阮氏夫妇经营民营企业,资产可观,但又望子成龙心切,自己无瑕顾及其学习生活,于是想转校改变环境,不至于儿子变坏。想不到儿子的阔气使初三同学认为其有钱,向其敲索香烟,由于阮某不给那些人一包香烟而引火上身,招来殴打,在打架过程中,阮某自已被对方所打,而一时之下用刀捅伤的却不是对方,而是在一旁观看的初一学生。瞧!此案偶然吧?难就难在这里。于是,阮氏夫妇迫不急待地问:“李律师,学生抽烟是错的,我儿子不给没有错。”“我儿子先被打,混打中伤别人不犯罪吧!”等等,还一遍遍埋怨儿子要是给他们一包烟,不是没有事了吗?总之,他们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于是安慰了几句并送走了他们。
艰难的辩护历程

我接受此案后,认为本案是未成年学生犯罪,依法应特殊保护。于是第二天我立即发函给公安部门,提出为其办理取保候审手续。但是,谈何容易?法律有规定不假,可人家办案部门也有难处啊?这不,受害人初一学生家属那边正怒气冲冲地闹事呢?平白无辜被你捅了一刀,正在医院接受抢救治疗,听说人的肾摘除后果很严重,今后影响大,现在年轻轻的这一辈子可怎么过?的确,谁听了都在理并为之同情。于是,我一边做通阮氏夫妇工作,先预交治疗费10万元,希望征得受害人谅解,一边三番五次、苦口婆心地与办案人员沟通,终于在2月27日为阮某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
然而,案件并不如人所愿地发展。公安机关经过侦查认定阮某涉嫌故意伤害,且致人重伤,尽管阮某行为时仅16岁,但仍应追诉。而我认为,本案应该属于过失行为而非故意行为,依法不应追究。因为,受害人是一名初一旁观学生,阮某主观上并无任何伤害旁人的故意,如果受伤者是初三的那伙人,那另当别论。可是,公安的办案民警直言不讳地解释,经过他们一致讨论,认为当时的阮某在挥刀时,根本分不清哪个是对方,主观上误认为都是对方的人,那实施致伤行为自然是故意的,更何况受害人那边情绪高着呢,能不追究吗?2004年4月1日,公安局的大红公章在“起诉意见书”上的重重一盖,标志着我的观点不被采纳,此案被提交检高院审查起诉,此时我的心很沉重,心想,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框架应该如何建立,又建在哪里,有谁来监管呢?难道就知难而退吗?作为律师,仗义执言维护公正的职责始终是第一的,于是我决心将此案挑战到底。
案件移送检察审查起诉后,作为一名辩护律师,我不下十几次地去和公诉人探讨,写了好几页长的法律意见阐述自己的观点,特别从未成年人法律保护角度去分析,要求对此案作不诉处理。希望得到公诉人的采纳。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期间,受害人家属提出附带民事赔偿,要求支付四、五十万元赔偿费。这对于公诉人来说又是一个难题,受害人是一个初一学生,也是一个未成年人,他的人身权利也要保护啊!肇事的几个初三学生同样是未成年人,无赔偿能力,家境并不富裕,这赔偿责任如何落实呢?这更增加了公诉人采纳我观点的无形难度。因此,此案一度被搁置,想不到一搁就是一年之久。
阳光总在风雨后
案件一直悬在我心头,阮氏夫妇的心同样是忐忑不安,儿子也不想再去上学。要知道“犯罪”两字对他一个小小的心灵打击是多大,他经受住侦查机关一而再、再而三反反复复的传唤、询问。2004年11月,浙江省律师协会未成年保护委员会成立,我成为首届委员,为此,我借了光,动用了“权力”:以一个律协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委员和辩护律师的双重身份向公诉部门多次沟通提议,情况才有逆转。最后,公诉人肯定了对此案不起诉的意见,但就赔偿数额方面仍有所苛刻。2005年4月19日,临海市人民检察院对此案作出不起诉决定书。至此,我才松了长长的一口气。经过我的努力,也经过法律的努力,总算保护了一个未成年人命运前途。当然,在赔偿问题上我仍是尽力尽职地协调。
当然,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不起诉决定下达后,受害方家属不服,向上一级检察院提出申诉,上一级检察院受理后,对此案又存在几种不同意见,并有意提请逮捕,同时,又以此施压来促成民事赔偿部分的调解,最终阮氏夫妇答应了调解。此案至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案后启示]:这是一案典型的未成年人犯罪受法律保护案例,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刑法》等相关法律均有明文规定对未成年人作特殊保护,但在司法实践及部门衔接上往往缺乏可行性,其原因在于没有建立一系列完善的法律框架和相应的监管制约机制,包括社会救助机构。如果本案中的受害人能及时得到学校、社会救助基金的经济补偿,如果学校能承担一点职责,保护阮某继续完成学业,如果司法部门采纳灵活措施,不至于阮某先期被关押,不至于三番五次地传讯,或采用更人性化的教育感化原则去适用法律,我想,本案还会有更好的结局。

作者简介:李钟年律师,1967年2月生,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一级合伙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浙江省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委员,1990年开始从事法律服务工作,主要擅长从事民事领域业务及保护弱势民众的私人法律事务,并有多篇论文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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